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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经济下的税法:挑战与改革

作者:郭维真 | 来源:chinaeclaw.com | 发布时间:2014-08-21

 网络经济下的税法:挑战与改革*
郭维真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深化,网络已经逐步成为重要的社会生活空间,尤其是对传统实体交易方式的替代和补充,从各个方面都对建立在传统交易习惯下的既有法律带来了挑战。在网络环境下,交易的判断、课税环节的判断、纳税人的确定等等都面临着对既有税法的重新解释或改革;此外,除了纳税人与国家之间就私人财产权之间的界限需要明晰,而国家与国家之间,一国之内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税权也存在着明确的必要性。

      由此可见,网络经济对税法的挑战并不局限于税法领域,同时也带来了国家财政权重新分割的新命题。本文将以网络经济与税法的互动为逻辑起点,探讨网络经济下税法的适用与执行,以及相关的国家治理的改革推进。

      【关键词】网络经济;税法;挑战;改革

      1 缘起

      诚如弗里德曼所言,法律犹如有机体,必须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并在变化中求其长生,否则,必不免陷于讲话,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因此,社会生活的变化必然带来法律的转型或变革。在税法领域也不外乎如是。任何新的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诞生,都可能对税法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人生唯有两件事不可避免,一是死亡,二是税”。而与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税法改革,似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税法如何应对社会生活的转型,如何在传统与现实中求得平衡,如何不成为未来发展的桎梏,不仅是业界所关注,更应当为学界所关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时代的来临,电子交易的发展,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无限商机。随着人类生活因网络环境和网络交易的发展而改变,越来越多的法律问题不断地涌现。换言之,传统法律也在这一波浪潮中遭受各种冲击,譬如言论自由、隐私权保护、消费者权利、知识产权侵害等等。而作为经济发展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的税收,也面临着网络交易带来的税源流失的冲击。

      长期以来,各国对网络交易都采取审慎态度,但与致力推动电子商务全面不课税的美国相比 ,以采流转税制的国家相较而言更为积极。但2009年全球最大的互联网零售商亚马逊与加利福尼亚就营业税的拉锯战,到2011年面临财政危机的各州政府不断与亚马逊就营业税问题展开纷争,某种意义上网络交易是否征税似乎更多成为一种危机选择和政策选择。

      回到中国,2008年北京市工商局正式下发电子商务监管意见,这一地方性制度也在2010年正式成为《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无不预示着对网络交易的课税已如箭在弦。随着2011年武汉开出国内首张个人网店税单,对淘宝女装网店“我的百分之一”征税430余万元,似乎已不再是不得不发,而是成为一种现实。

      在网络交易不再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需要给予特别优待的今天,税收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何种作用,从感性上已经不能被排斥在外,但是究竟采何种标准 、何种模式、如何协调税制以及如何协调各种利益,更需要建立理性的制度框架。

      2 网络经济与税法的互动

      2.1 网络经济税法约束的必然性

      网络交易包括在线交易和离线交易两大类。其中,离线交易与传统交易模式并没有本质区别;但在线交易则与传统交易模式大相径庭,采以电子方式传送数字化产品。但无论何种交易形式,无论网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仅仅是交易管道(即提供要约与承诺的渠道),还是不可或缺的交易平台,并不改变交易的经济实质,即对价与支付。

      2.1.1 税收价格理论

      为享受国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市场主体均有义务分担国家的税收,如前所述,网络不论所谓交易管道,还是交易平台,均构成统一国家市场的参与主体。由于网络本身的风险性和内在的不确定性,网络经济的安全发展对国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存在天然的依赖性。网络经济的稳健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监管,离不开国家所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离不开政府所扶持的公平的竞争和发展环境和完善的信用体系。这些网络经济所必需的“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必须有其足够的资金来源。

      随着国家逐渐撤出市场经营活动领域,国家获取自营收入的空间日益限缩。因此国家为提供国民所必需的公共物品,必须将国家的财政需求转移给国民财富的生产者,从公民手中让渡一定比例的财产来维持自身的运行,使其按一定的比例进行分担。公民将其受国家保护的财产中的一部分收益归国家所有,以作为保证国家保护其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对价。因此,就“税收乃是公共物品的对价”而言,网络经济的参与主体为享受国家所提供的金融市场的特殊公共物品和其他一般性公共物品,均应当为此而支付相应的对价,由此,对网络交易市场的课税也即获得其合理的基础。

      2.1.2 税收平等负担理论

      就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而言,国家出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考虑,可以给与特定产业以税收优惠,甚至予以免税。但税收是纳税人为享受公共服务而向国家支付的对价,必须在国民之间进行平等分摊,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纳税人相互之间的地位平等,税收负担应在国民之间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这是近代平等性的宪法原则在税收法律制度的具体体现。而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是确定税收分配的重要标准,它要求具有同样纳税能力的人缴纳同样的税。

      因此,在网络交易市场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各参与主体因参与网络交易所获得的收益也随着日益提高,各参与主体同样应当根据其经济能力来平等负担国家的税款。如果仅对其他行业的市场主体予以征税而放弃对网络经济主体征税,则必然造成各市场主体因投资行业不同而产生不公平的税收待遇,进而造成各行业不同的交易成本,从而诱导社会投资过度网络化、虚拟化,更可能导致经济的扭曲。

      2.1.3 交易的可税性理论

      “租税法所重视者,应为足以表征纳税能力之实质的经济事实。” 税收应保证其对公民财产征收的合理性与公平性。即需考察潜在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以确保量能课税,实现税负公平。而衡量的基础,仅在于某项经济事实的发生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有收益才可征税”,税收应当来自私人财产的收益。除收益性外,有学者认为,非公益性、可确定性是影响收益的可税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各主体参与网络交易活动,是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目的在于使得个体财产增加,财富增值,并不具有公益性。同时,各主体通过网络管道,以货币进行交易,计算其交易产品价值,其收益具有可确定性。并不存在能否进行征税的理论难题。

      2.2 网络经济与税法之间的相互影响

      2.2.1网络经济中效率与税法遵从的二律背反

      根据《宪法》第5条的规定,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因此,借助于网络经济从事交易的市场主体基于其交易行为所产生的商品流转额、收益、财产或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税收负担。从我国目前的税制体系看,市场主体基于其交易行为所必须负担的税种,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除了作为成本的税收负担以外,税法规定的协助义务如税务登记等等也必须履行,即网络经济中市场主体所承担的税法遵从成本。包括为履行纳税义务,搜集、保存必要的资料和收据、进行纳税申报所耗费的时间成本和货币成本,咨询税务顾问所支付的咨询费用或交由税务代理等中介机构办理纳税事宜所支付的中介费用等。 因此对于参与网络经济的市场主体在从事交易时,税收成本的负担,将影响其收益水平,基于税收负担最小化的基本出发点,市场主体一般也会“选择在税收上具有最有利于自己的税法上效果的法的形式” 。

       而除了共通税收成本之外,网络经济相较之于传统经济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其效率性。首先,网络经济所以来的技术革新速度迅于传统市场,1965年摩尔预测到单片硅芯片的运算处理能力,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而与此同时,价格则减半。实践证明,30多年来,摩尔定律一直被证明其准确性,预计在未来仍有较长时间的适用期。其次,技术的革新带来了参与主体的扩充,特别是潜在市场的扩充,按照梅特卡夫法则,网络经济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透过网络,参与主体在营销领域的效率性有了巨大飞跃。由此,由于网络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组织结构的扁平化,纵向立体化的“工业经济”中的迂回曲折的路径被重新改造,中间环节的缩短,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
因此,固然在税法遵从和效率追求方面,存在着天然的对抗性。但是网络经济的发展从未建立在对税法的规避上,即税收规避并不是网络经济兴盛的诱导性因素。网络经济参与者的最初动力并不来自于对税收利益的获取

      2.2.2 税法对网络经济的回应

      税法的规制,一方面在于国家征税权的实现,保证国家能通过税款的征收获得必要的财政收入从而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而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而此种保护既通过税收法定主义体现纳税人对税法义务的同意,也通过适当合理的税收义务的规定实现。但如前所述,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理性经纪人,对因税法适用而产生的纳税义务,必然尽可能加以减少或避免,从而形成了征管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加之,税法上的疏漏原本就无法避免,因此在这种利益博弈下,为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不因网络经济和网络交易而流失,国家必须不断改变征税方式和税负水平,以实现对各种交易行为及收益的有效课征,从而促进税法的不断变革。可以说,这种博弈过程必然伴随着税法的变革,网络经济的发展和税法的完善是交替不断相互促进的。

      以虚拟货币交易为例,最初网站发行虚拟货币是为了帮助网络游戏玩家克服游戏难关,不断晋级,网站获得更长的玩家在线时间从而盈利。而一些玩家为了尽快晋级,便直接从一些游戏高手手中购买虚拟货币。这样,虚拟货币便拥有了现实价值。而后,一些网站也开始销售虚拟货币,网民使用这种虚拟货币可以购买网站的其他各种虚拟商品和服务,比如论坛会员资格、电子宠物饲料等。这样,虚拟货币便有了代金券的功能。如Q币、泡币、U币、百度币等等。而相当长一段时间,对于通过销售虚拟货币获得收入的所得税征管一直存在着法律上的模糊,亟需进一步解释和明确。在税务部门介入之前,2007年2月文化部、人民银行等14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吧及网络游戏管理工作的通知》(文市发[2007]10号),明确中国人民银行要加强对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货币的规范和管理。但在未有更好的管控方式之前,该文件更多从限制的角度出发。2008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对北京市地税局《关于个人通过网络销售虚拟货币取得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问题的请示》作出批复 。批复明确,个人通过网络收购玩家的虚拟货币加价后向他人出售取得的收入,属于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应税项目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个人销售虚拟货币的财产原值为其收购网络虚拟货币所支付的价款和相关税费,个人不能提供有关财产原值凭证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财产原值。虽然该批复明确了虚拟货币交易的财产转让性质,但囿于评估困难,征税范围尚不包括个人通过参与网络游戏获得的虚拟货币的转让,即现有政策还是区分劳动所得和购买所得。

       由此,网络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通过财富增值的又一平台,网络收益并不因其管道媒介的特殊性而失去税法规制的合法性。而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对网络安全保障的提升,在带来税收征管困难 的同时,也提供了征管改革的空间 ,推动着税法的完善。

      3 网络经济的税法瓶颈:理论与现实困境

      如前所述,税法的规制应当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完善。为使税法能够对网络经济的发展进行有效规制,在适用于网络经济的税法的解释和完善时应当对网络经济的特性进行充分考察,而这些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现实税法的瓶颈。

      3.1 网络交易主体的多元化与纳税主体的明确

      网络经济催生了更多市场主体,或者说进入传统市场的各种门槛在网络中已被降至最低。从契约的角度看,199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第29届年会通过了《电子商务示范法》,允许贸易双方通过电子手段传递信息,签订买卖合同和进行所有权转让。而1999年我国《合同法》也引入数据电文形式,可以说网络环境下交易主体与传统交易主体在法律地位上并无差异。

      但网络交易主体缺乏监管与认证,其组织形式,是否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决定着纳税主体身份的明确和纳税义务的履行。同时交易主体的分支机构或子公司在交易流程中彼此承担的角色、利润的分配、收入费用归属的确认,如何确定来源地等课税问题也现实存在。
以增值税纳税人为例,根据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增值税的纳税人包括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二者在计税依据、税率(征收率)、计征办法、是否抵扣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从而直接决定了税收负担。而对于个人纳税人,还存在着起征点的问题。因此仅凭借网络注册信息,税务机关并不能充分判定纳税主体的身份,同时交易相对人也无从判定交易对方是否具有一般纳税人的身份,从而确定自己能否在交易完成后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获得税款抵扣。

      而以营业税起征点为例,我国营业税起征点具体为:按期纳税的月营业额1000-5000元;按次纳税的每次(日)营业额100元。由于营业税为地方收入,因此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属税务机关应在规定的幅度内,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地区适用的起征点,并报国家税务总局备案。如:北京为月营业额5000元 ,上海为月营业额5000元 ,广东为月营业额5000元 ,湖南为月营业额5000元 ,河北、辽宁为营业额5000元 ,河南为月营业额5000元 ,新疆为月营业额5000元 。由此可见,在2007年以前采5000元起征点最高标准的区域尚属有限,网络为市场主体转移经营地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由此将加剧区域税源和税收收入的分布不均。

      由此,作为网络交易的当事方,其纳税主体资格是否确立将决定其从事的网络交易的纳税义务的最终承担者,对金融交易成本的确定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为实现对网络经济的有效规制,应当从法律技术和信息技术层面对网络交易主体进行明确。

      3.2 网络交易性质的多元化与课税对象的确定

      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作为网络交易的法律形式的网络契约也日益拓展,其交易标的已经覆盖传统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通过网络进行交易的商品形态可以区分为以下两种:

      一是传统的有形财产,例如书本或CD,买房在网络上选择商品、支付价款及完成买卖合同签订后,卖方再以传统的物流方式(如邮寄、快递方式等等)完成商品交付的义务。

      二是无形财产或劳务的交易,而又可分为三类:(1)传统有形财产的数字化形式,如电子书或mp3;(2)无传统有形财产为依托之虚拟产品,如网游虚拟货币;(3)可借由网络提供的服务。其具有共同的特质:(1)数字化后的产品,采用网络方式更具便捷性,且成本低廉;(2)数字化后的产品或服务,不依赖传统物流方式,皆由网络完成。

       与虚拟货币交易课税主要以所得为征税对象不同,在网络交易中除了实现收益之外,财产的流转课税更为突出。在我国最主要的流转税为增值税和营业税。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应当缴纳增值税。而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应缴纳营业税。二者在纳税人的标准、计税依据、税率、计征方法以及征管等均有显著不同,在最终收入归属也有差异。

      虽然网络契约无论是供应商还是网络服务商,均可提供标准化契约、提供标准格式、标准协议,并可为不同对象进行服务。但是不同的标的意味着交易当事人之间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权利义务的内容来看,提供mp3格式的音乐下载或在线欣赏,性质究竟如何认定?一般来说学界目前认为其属于权利使用许可 ,其所得可认定为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但特许权使用费为所得税法上的收入之一自可纳入所得税征税范围。从流转税角度仍然要关注其提供究竟属于财产的交易还是劳务的提供。从服务合同的性质将其定性为服务并无异议 ,那么就履行方式而言,一次性的交易额是一次性计征纳税还是可以根据享受服务的次数进行收入的分摊,不同的下载方式可能带来纳税义务确认的差异。只是实体的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仍然在增值税课征范围之内,虽然其享受优惠税率13%,但较之于5%的营业税而言,八个百分点的差异,这种税法上的负担差异是否有充分理由?  

      当然形式上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带来的只是对权利义务的重新确认与界定,并不创设新的交易实质。因此权利义务关系认定的复杂化,必然使得交易行为的法律性质、收益、费用的确认、所得的性质和类型、收益的所有权归属的确认标准更加复杂。作为认定税收构成的基本要素,税法必然要对网络交易性质的多元化发展进行关注,特别是对网络契约的成立、条款内容和履行方式的演变及其对课税因素的影响作出及时的应对。

      3.3 第三方支付企业的法律地位与纳税义务/扣缴义务的确定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很明显的一个区别便是支付方式的电子化。基于通信网络的重组和创新,网络金融日益成为网络经济的重要基石。不仅金融机构通常表现为没有实体的营业厅而只有网址,而且越来越多的非金融机构参与电子支付,更多的交易通过网络以数字化方式进行。而第三方支付平台便是那些和产品所在国家以及国外各大银行签约、并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保障的第三方独立机构提供的交易支持平台。在该交易中,买方选购商品后,使用第三方平台提供的账户进行货款支付,由第三方通知卖家货款到达、进行发货;买方检验物品后,就可以通知付款给卖家,第三方再将款项转至卖家账户。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一系列的应用接口程序,将多种银行卡支付方式整合到一个界面上,负责交易结算中与银行的对接。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个第三方企业可以是发行信用卡的银行本身,也可以是依附于大型门户网站,也可以是独立的交易平台;可以具有“公”色彩,也可以是完全的民营化组织。

      与银行的网络支付相比,第三方支付企业有两方面无法替代的功能:一是第三方支付的担保功能,商业银行的网站并不具备担保功能;二是第三方支付针对网络销售有一套成熟的电子支付解决方案,商业银行在这方面有所欠缺。这些功能也使得第三方支付企业有了飞速发展 。

      第三方支付企业并不构成网络经济的交易主体,也并非金融机构,电子支付是通过第三方在持卡人或者客户和银行之间进行,只是基于用户的指示和要求,以用户的名义完成网上支付。因此第三方企业一方面承担网络交易的中介和担保角色,另一方面对客户资金承担保管人角色。同时,由于第三方自身不是金融机构,依靠信用卡组织和银行体系来构建自己的服务框架,同时也是作为信用卡组织和银行的业务的收单方。可以说第三方将信用卡和银行在支付的过程做了进一步细化和虚拟网络化。

      网络交易中的销售方,即便是个人只要超过起征点,均为增值税纳税义务人,而无论购买方为何身份。由于一般纳税人可以凭借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税款抵扣,因此具有一般纳税人身份的交易主体并无隐藏其身份的必要。而小规模纳税人实行简易征税办法,其应纳税额只取决于销售额。因此对于无法提供一般纳税人身份的销售方,第三方与金融机构一样具备确认销售额的能力,并且能够确认透过不同金融机构实现收付的全部销售额 。而如果凭借单一第三方平台的销售额便可确认其纳税义务,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只要第三方在注册登记时能够对相关主体的身份进行形式上的审查与确认,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更多只是确认管辖,而非纳税义务。

      但是第三方基于何种身份而具有确认相关主体纳税义务的权利(义务)?或者更为激进的是第三方是否在将来会承担税款的扣缴义务? 究竟要创设出何种利益激励机制和动机导向才能将第三人纳入税款扣缴机制中?

      3.4 相关税种的冲突与税收管辖的交叉

      如前所述,纳税主体的明确和课税对象的确定最终导向的是对流转额的课税,但增值税和营业税虽然在征税范围上互相排斥,但是对于征税对象性质的认定所带来的不仅是税源与税基的宽窄,对于纳税人而言则是税负的差异,以及税法遵从成本如税务登记等的高低;而对国家而言,除了总体税负的多寡,更重要的是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 

      而突破一国范围,无论是增值税还是营业税都建立在“境内”标准之上,因此对于跨境贸易,涉及是否出口退税,进口货物的关税补缴,并且对于境内的判定决定着国际税收管辖权的分配。以国际税收协定中的特许权使用费为例,对跨国纳税人向非居民国提供生产技术、商标等特许权而从非居民国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一般可由非居民国政府优先行使地域管辖权征收预提所得税。按照国际税收协定中对此实行分享收入的原则,非居民国征税的比例不宜过高,具体可由双方国家协商解决。之所以居民国在税权分配上享有较大的优势,从特许权使用费的角度来看,无疑智力成果归属于个人,体现了个人从事智力创造活动所应享有的报酬。而在判定居民国时,采用的标准,如重要利益中心等,实际上暗含了居民国与其居民不可分割的法律关系。因此居民国对其居民开发智力成果授权许可他国居民使用的收入享有征税权,正是这种内在的法律联系在国家财政权上的反映。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技术水平还依赖国外授权许可的发展阶段,只能倚靠对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保证。

      因此是否对网络交易进行课税,在何种程度上课税,从某种意义来看,技术并非核心问题,一国之内中央与地方政府财力的博弈,国与国之间技术水平与财政能力的博弈。

      4 网络经济的税收激励

      税收政策作为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对社会经济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国家设置一定的税收待遇差异,可以形成相关行为的鼓励、促进或限制、禁止,对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行有意识的引导。在网络环境下,信息通讯技术成为核心技术, 并且用此加强社会的沟通和交流。可以说网络经济本身作为智力成果,由于其本身的非排他性和外部性特征,具有巨大的溢出效应。第三方支付平台便是网络经济的创新成果,而这一创新具有公共产品的显著特性,其他主体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使用,或者以此为基础进行新的创新,或进行模仿。由此,网络经济及创新的溢出效应,给社会带来的不同程度的收益,而并非单一集中于创新主体。因此这一利益激励机制的弱化,对如何重新调节与分配各个主体之间的相关收益的税收激励提出了重要的考量因素。

      而网络经济的税收激励究竟落实于哪个环节?是交易平台的搭建,还是交易环节,或是建立在网络经济的线下环节?

      美国税法规定,只有居住在公司实际设立地的州的居民购买才须支付零售税,因此为了避税可以通过规避中间人直接向制造商购买商品人为造成零售税征收的困难,而沸沸扬扬的亚马逊税便是加州在对课税连结做了扩充解释,要求从明年7月1日起州内有分支机构或下属机构的网店缴纳销售税,由此可见,线下环节的优惠既无理论支撑,在实践中也无先例可循。

      而交易平台的搭建,本身第三方支付企业如符合关于高新技术等其他优惠标准,也无需采用特定的优惠政策。

      由此交易环节的税收优惠似是最具有可行性的选择,而这一环节的优惠也可以缓解网络经济下税法完善可能对以网络购物低价优势所带来的冲击。

      5 修正与变革:网络经济中的税法应对

      5.1 税:政治性与法律性的光影交错

      虽然税法学者最为看重的税法原则,包括税收法定主义、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但不可否认的是任何法律都是政治妥协的产物。虽然本世纪初,美国的《网络平等课税法》 确认了网络课税的冻结空间,2007年国会再度通过《电子商务免税法案修正案》 ,使法案的有效期延长至2014年11月1日。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为应对财政危机而谋求拓展税源的美国州政府,在既有判例 下不断修正进行扩充解释,对亚马逊征税的议题正是一种危机应对之策。

      2009年9月韩国首尔行政法院判决确认,在出售网络游戏的游戏币时需要交纳10%的增值税。裁判部解释称,因倒卖游戏币获取了利润,所以游戏币也算具有价值的交易品.在网络游戏中使用的游戏币也属于财物,应该按增值税法缴纳10%的税。而此前2007年1月开始在韩国执行的网络信息销售企业要按照增值税法,在6个月内通过10次以上的交易达到1200万韩元以上销售额的企业都要缴纳增值税,而销售额达到1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为55.5万元)以上,要缴纳10%的增值税。

      网络经济逐渐从新生事物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支柱,对其是否课税所经历的态度变迁更多地体现的是政策的选择,法律只在于勾勒出更为合理的框架。对于中国而言,对网络经济课税,技术手段并不是关键,深层次原因应归于税收收入归属的利益博弈,不仅是纳税人和国家之间,更重要的是国家体系内部之间。

      从房产税的地方试点到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地方试点,如果说前者是基于地方性财源拓展的考虑,而后者更像是中央政府财力集中的和缓路径。而对于网络经济,营业税改增值税无疑提供了课税模式的选择,增值税的扩围不仅解决了网络交易性质判断的模糊,更解决了模糊状态下不同税法适用可能带来的不公平,以及对联结点的判断。

      5.2 中国语境下网络经济税法规则的突破

      政治选择作为网络经济税法规则的重要影响因素,除了包含中央与地方就财政收入博弈之外,还包括了来自于私力量对税法征管的冲击。众所周知,信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给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其他生活领域带来了广泛的变化。信息通讯技术通过民间走向更加透明的市场,使得对国家的要求也越来越少。对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对国家的需求越来越少,这种现象表明逐步走向民营化,以传统主权理论为基础的近代国家的独立存在可能性也受到了影响。换言之,国家权力行使对市民社会的依赖也逐步在加深,这种依赖的加深可能带来的效果之一是,国家规制的拓展和加深。 

      以第三方支付平台为例,2010年《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正式出台,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支付业务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意味着第三方支付企业监管规范化的开始。而网络支付也被正式定义为“依托公共网络或专用网络在收付款人之间转移货币资金的行为”,能够从事网络支付的门槛其中最容易衡量的便是1亿元 最低注册资本的标准,且为实缴资本。而这一标准基本等同于城市合作商业银行的要求 。而更为严格的标准是主要出资人必须连续两年以上盈利。同时根据该办法,支付机构应当在客户发起的支付指令中记载关于交易的诸多事项 。而这些从某种角度上,可以理解为在全世界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的今天,国家不能再继续完整的概括的享有个人信息,国家对个人信息的收集更多地从履行转化为制度保障。

      当网络经济的课税基础为增值税项下的货物或劳务时,增值税扣缴义务人可以拓展至金融机构以及以第三方支付企业为代表的非金融机构。这一突破可以将网络经济的优惠税率适用于扣缴环节,并有效解决纳税主体的判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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